张巍评《哲学的生活方式》︱“哲学并不走进哲学课堂”
《哲学的生活方式》，[法]皮埃尔∙阿多著，姜丹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321页，68.00元有两个简洁有力的提法，能让我们把握西方古代哲学的精髓。一个是“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他把“前苏格拉底哲学”置于自己所称扬的“悲剧时代”，让这些哲学家的人格和学说相映生辉，闪耀着“悲剧时代”的别样光芒。“悲剧时代”的哲学家是伟大的个人，有着伟大的个性，如同特立独行的悲剧英雄。哲学家的个性决定了哲学家的生活，两者都优先于他的哲学学说，因后者不过是他的伟大个性的一种外在显现。这个提法从西方哲学的本原即“前苏格拉底哲学”重估整个古代哲学，“悲剧时代”并非一个描述性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典范性的时代精神。此后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更后来的希腊化时期哲学家，由于背离了“悲剧时代”的精神，去古日远，彻底改变了哲学的本质，使之走上了知识乐观主义的衰颓之路。另一个提法是一百年后由法国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1922-2010）倡导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个提法甚至要从西方哲学的本原——古希腊哲学——出发，来重估整个西方哲学史。阿多的命题不仅是说，古代哲学的实质是追求智慧的生活方式，而且更进一步地说，由古希腊哲学导源的整个西方哲学，都没有放弃哲学的生活方式这一传统。它像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贯穿由古至今的西方哲学，规定其本质。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古代晚期的普罗提诺，这条线索彰明较著。基督教兴起以后，这条线索看似断裂，但实际上隐伏于深处。基督教重新整合了古代哲学，把柏拉图学派和亚里斯多德学派的哲学辩论保留下来为自己服务，使之与原先的生活方式分离，成为神学论辩里的材料。古代哲学便主要显现为一种辩论和理论体系，因为只有基督教才同时可以是理论辩论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唯一的“哲学”。不过，文艺复兴以来，哲学与基督教又逐渐脱离，与经院哲学以及继承其衣钵的大学学院哲学相对立，“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条线索又重新朗现。近现代的哲学家如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福柯等人又将之再度发扬光大。他们当中虽有些人身居大学，但对于哲学的理解，却与大学里的学院哲学截然不同，恰如法国诗人夏尔·贝玑的绝妙诗句所言，他们深信：“哲学并不走进哲学课堂。”回顾生平和学说的访谈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阿多通过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对此做了系统的阐述，九十年代起也为非专业的公众撰写了数种晓畅易懂的读物，从总体上阐明这个提法的要义。其中最受欢迎的有1992年出版的《内心的城堡——马克·奥列留思想引论》，1995年出版的《何为古代哲学？》以及2001年出版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后两种如今都有了中译本，均属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经典”丛书，前者由张宪翻译，题名改作《古代哲学的智慧》，2017年面世，后者由姜丹丹翻译，题名改作《哲学的生活方式》，今年5月刊行，这两本书互相补充，颇可对读。《哲学的生活方式》是一本访谈录，涉及的主题丰富多样，风格也更接近口语，较为生动，对一般读者来说，或可首先翻阅。访谈共分十章，有三个对谈人，除了阿多本人，另外两位分别是在美国译介阿多著作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阿诺德·戴维森和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让妮·卡尔利埃。卡尔利埃负责第1-2章和第9-10章里的提问，前面两章主要涉及阿多的生平、学术经历和兴趣爱好，最后两章围绕“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当下意义展开；戴维森负责中间部分即第3-8章的提问，这几章讨论的主题更具哲学性，首先是对古代哲学文本的性质和诠释方法的阐明（第3-4章），接着详细讨论古代哲学总体上以及各个学派的哲学话语和哲学生活及精神修炼之间的关系（第5-7章），最后勾勒“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大传统（第8章）。对谈者之一卡尔利埃撰写的“导言”把这本访谈录比作有着三个声音的奏鸣曲，或说三重奏，强调三个声音的不同。不过事实上，阿多的声音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他更多地是利用两人的提问作为跳板，投入对自己生平的回忆或者对自己学说的阐发。所以说，本书虽然采用了访谈录的形式，并非阿多所推崇的古代哲学家共同探寻真理的“对话”，而是现代新闻业惯用的一问一答的采访。苏格拉底何为“哲学的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一提法源自阿多早年针对古代哲学文本进行的细致的语文学研究。留存于世的这些文本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引起他的关注，力求找到最合理的解释。一个特征是它们表现出很强的文类属性，却又有着共通的口语性和对话性，另一个特征是许多古代哲学文本包括最富盛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存在不少表面上的不一致，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前后缺乏连贯性。鉴于这两个特征，阿多指出，读者需要从古代哲学著作的文类入手，揣摩作者之所以选择该文类的意图。举凡史诗体、格言体、对话录、书信、讲义，乃至评注，都确立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这是具体的个人比如师生、朋友、熟人、公民构成的关系，而非现代作者与毫无个人性的读者之间的关系。古代哲学家不为“所有人”写作（不具任何特征的“所有人”其实并不存在），他们选择哪个文类的意图或有差异，但目的总是要改变那个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不单从智识上，也从意识、情感和心理状态上（第3章）。缘此，古代哲学著作里的不一致性也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因为作者在努力寻找改变具体个人最有效的方法，而对某些个人而言，逻辑一致和结构严密不一定总是起效（第4章）。总之，这些哲学文本所保留的“哲学话语”，无论是针锋相对的论辩、高度抽象的理论还是逻辑缜密的体系，最终都服务于具体个人或群体的心灵的培养、灵魂的转向和存在的决定。我们知道，古代哲学呈现出各派争鸣的繁荣景象。在突出个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后，主要归为六个学派，即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廊下学派、犬儒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主义。那么，什么是这些“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学派的最基本要素？阿多拈出“精神修炼”四个字，强调不同的哲学学派都是通过“精神修炼”来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各自有着独具特色的精神修炼方法，而“哲学话语”也是其中之一（第6、7章）。这些修炼方式里最重要的、时至今日仍可发挥效力的有“面对现在的专注”“从高处俯视的目光”“保持对世界的惊叹”（第10章）以及“神秘结合的体验”（第5章）。《柏拉图的洞穴》插画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当然，“精神修炼”并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所独有，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与哲学相近的精神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宗教的、诗和艺术的生活方式，都会运用“精神修炼”。阿多也特意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宗教的生活方式”对他而言，表现为他所熟悉的天主教形式，因为他从小便在母亲的影响下接受了严格而漫长的神甫教育。那是既定的、有组织的、制度性的，甚至已经与日常生活连为一体的生活方式。哲学的生活方式正欲从中脱离。阿多以他个人的精神成长为例，为我们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进入宗教的生活方式，又如何逐步与之分道扬镳，读来令人如临其境（第1章）。与哲学更接近的是“诗和艺术的生活方式”。阿多一生的阅读偏好和音乐趣味也透露出一些信息。他回忆说，自己从小学习钢琴，后来还学会了管风琴，他一辈子热衷于古典音乐，酷爱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弗兰克、福雷和马勒。诗人当中他钟爱里尔克和歌德，其次还有诺瓦利斯和霍夫曼施塔尔，小说家青睐普鲁斯特、萨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家推崇塞尚和克利。他承认，与哲学话语最接近的是文学，文学有时候和哲学话语一样是精神修炼，但他坚持说：“大多数时候文学仅仅表达体验，也就是说，它不是体验本身（这句关键的话中译本漏译——笔者按），不是哲学生活，也不是存在的决定。”（237-238页，译文有改动）我们不禁要反问，伟大的文学所表达的体验来自何处？难道不是体验本身？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或小说家，难道不是一个艰难而又荣耀的“存在的决定”？不是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如果阿多否定“诗和艺术的生活方式”是“哲学的生活方式”，那是因为他对“生活本身”的理解还是过于理论化了。当然，“诗和艺术的生活方式”也不应与“哲学的生活方式”同质化。最好的情形是，它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而又相互激发的关系。同源的生命体验哲学的生活方式虽然与其他精神性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但却根源于同一种相似的生命体验。哲学家、宗教圣徒、诗人和艺术家在生命之初受到此种体验的激荡，按各自的性情，用各自的方式去回应，去捕捉和追踪，与之同频共振。此种体验阿多称之为“纯粹的在世体验”，一种与日常生活的浑噩状态迥然不同的特殊状态。阿多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经历的两次“纯粹的在世体验”（第8页）。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心灵的感觉。后来，他才在他人的笔下读到类似体验的描述，最初是罗曼·罗兰所谓的“海洋感”，随后他发现更多的古今哲人和诗人对此做出描述。整部访谈录的哲学讨论始于阿多对自己的“纯粹的在世体验”的回忆，终于他对这种体验如何提升为“精神修炼”的解释，绝非随意的巧合。这种体验之所以重要，因为它非但是个体的哲学生活的本原，也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本原。亚里士多德曾说：“哲学源于惊异。”为什么、对什么感到惊异？对整个宇宙大全和个体的存在感到惊异，惊异于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惊异之所以油然而生，缘于我用一种包容万有的眼光来看待宇宙和我自己的关联。这是一个造物主的视角，造物主对自己所造的万物不会感到惊异，而我一介凡人，站在他的视角观察万物，必定惊异到瞠目结舌。惊异把古希腊人引向对宇宙万物之关联的探究，而那正是哲学的本原。哲学家要保持惊异，他的探究也必须从属于面向惊异的哲学的生活方式。失去了惊异的“哲学家”，斤斤于语言和逻辑的辩士，在古希腊应该是被称作“智术师”的那些人吧。从尼采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到阿多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横跨一百年的这两个提法，恰好侧重西方古代哲学的两端。与尼采不同，阿多不强调哲学家的“个性”与其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而更多地探究精神修炼的方法，他所推崇的也是古代后期的哲学家如普罗提诺和马克·奥列留。不过，从尼采的“悲剧时代”的哲学家到阿多的古代后期的哲学家，西方古代哲学如同中国传统哲学，对“知行合一”的根本诉求已经昭然若揭，而西方古代哲学家践行“知行合一”的彻底性和丰富性也摆在我们眼前，促使我们摒弃古希腊哲学偏重理论和“知性”这一仍在流行的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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